十九大以后,中國經濟踏上了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的新征程,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轉換承上啟下的階段性特征明顯,粗放型工業、房地產等傳統增長動力將延續前期的弱化趨勢,新型消費、創新經濟等新興增長動力尚未定型,仍處于關鍵的能量積累期。
其中,在消費需求領域,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,個性化、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。從201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“促進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”到2019年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“多用改革辦法擴大消費”,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,消費在整個經濟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。
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增強消費的經濟增長動力,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興服務業、新興業態、新興經濟模式的發展。
“十四五”前,我國的生態環境壓力正在走出高峰平臺期,但生產性污染壓力還在上升。“十四五”時期,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,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在千萬噸級。在污染防治攻堅戰取得階段性勝利、繼續推進“美麗中國”建設的關鍵期,中國堅持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核心,以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為重點的決心不會改變。
由于各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,“十四五”期間,東部地區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,中部和東北將進入工業化后期,但西部地區進入工業化后期難度較大。我國工業化仍具有市場空間,工業仍是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。一方面,我國工業化并未惠及所有人群,國內仍有一部分人群工業制成品消費不足,工業發展的國內市場仍有較大空間。另一方面,發展中國家的外部市場需求空間仍較大。而“壓縮式的工業化”導致我國產業發展面臨“卡脖子”技術制約,工業化的根基不牢,關鍵基礎材料、核心基礎零部件(元器件)、先進基礎工藝、產業技術基礎等對外依存度仍在50%以上。
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。“十四五”期間,在“藏糧于地、藏糧于技”戰略指導下,主要農產品產量將穩中有升。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,以及信息化、智能化技術的發展,農業結構性矛盾將得到緩解,農業效益將得到進一步提高。農業農村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改善,農業綠色生產方式大力推行,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會有所增強。
2018年,我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0000美元左右,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。國際經驗和世界經濟史研究表明,當一個國家或地區達到這一發展階段時,需求結構、產業結構、要素結構都會發生重大變化,出現經濟增速“換擋”現象。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和條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。
隨著5G、人工智能、工業互聯網、物聯網等新興產業“新型基礎設施建設”,支撐產業及社會網絡化、數字化、智能化升級發展的新基建將成為“引擎式”的重大產業驅動力。
隨著新舊動能轉換,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率逐步下降,技術創新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,綜合考慮國際經驗和我國發展的階段,未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將會穩中有降。“十四五”期間,要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和鼓勵創新等措施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。
資源承載約束分析
經濟增長不僅要關注經濟動力問題,還要關注土地、能源、大氣環境、生態、海洋等資源環境發展變化情況。資源承載力是自然基礎對人類生產生活的支持能力。40年來,我國經過了快速的工業化、城鎮化進程,積累的環境問題在“十二五”時期集中爆發,“十三五”時期成為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“攻堅期”,生態環境保護事業經歷了改革發展的關鍵轉折。
隨著城市人口不斷增長造成對土地的壓力增加,鄉村振興逐漸開展,整個城鄉開始互動,鄉村的用地將會大量增加。“十四五”時期,中國可能會進入這樣一個階段,即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雙向流動,推進公共資源合理配置,包括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等。
過去我國產業生產資源利用率低,資源消耗大。“十一五”規劃把單位GDP能耗降低作為約束性指標,“十二五”規劃在繼續把它作為約束性指標的同時,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要求。“十三五”時期,國家實施了能耗總量和強度“雙控”行動。“十四五”時期,隨著經濟形勢進一步好轉,以及人民群眾生活用能需求進一步提升等,能耗總量增速可能會進一步提升,全國能耗總量控制目標完成存在較大壓力。
“十四五”期間,前期的改革試點經驗將加快推廣擴面。創造新供給和釋放新需求,加快建設現代市場體系。進一步推進落實能源、產權等關鍵領域改革。行政審批改革基本完成,數字化審批將基本實現,政府行政效能與服務能力將大幅提升,機構改革“化學反應”是重中之重。
加強土地、水、礦產等自然資源的集約節約開發利用,建立健全土地權能、水權、礦權等流轉、交易、質押機制,進一步規范提升資源要素出讓招拍掛流程和效率,重點打通土地資源要素的城鄉分割,加快建立城鄉統一、同權同價的建設用地市場。立足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和自主創新能力提升,建立分領域分行業差別化科技創新策略,著重加強科技成果轉化和知識產權保護,落實科技收益處置分配等激勵政策,推動創新是第一動力與人才是第一資源之間的互促互動。
對于各地區政府來說,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處理到了最為關鍵的五年,必須擺正政府的角色,“做好管理者、搭建好平臺、做好店小二”三重角色定位必須清晰明確。
完善社會治理體系,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。加快社會治理法治化進程,深入落實法治政府創建工作各項指標,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。“十四五”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將重塑國家間競爭格局,為后發國家的競爭與趕超提供窗口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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